《大李小李和老李》剧照。

■本报记者 柳青

大光明影院放一场谢晋导演的《大李小李和老李》，电影票“秒光”，楼上楼下座无虚席。谢晋导演手势老辣，他只导过《大李小李和老李》这一部喜剧，但从1962年首映起，是从不过时的爆款。最近这次放映又特殊些，观众看到的是阔别上海半个世纪的“沪语原声”版，刘侠声、文彬彬、范哈哈这些昔日滑稽戏大腕的原版上海话再现于电影院。

谢晋一生只拍了一部喜剧电影，但它有三个版本

去年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全新沪语配音的修复版《大李小李和老李》引发了轰动，在抢票的热潮中，有电影史专家和学者发话：“沪语版是真的好!”这群行家是抢在普通观众前看了新配音的修复版么?并不是。这牵扯出一条旧闻——《大李小李和老李》的公映版是普通话配音的，但影片拍摄时，演员们都用上海话表演，这条原装的沪语音轨也一直都在。在上海电影节老电影修复部门投入“新配”版的同时，中国电影资料馆把原装版做好了2K修复，曾在2017年的资料馆日常学术放映中放过一场。

因拷贝的原因，原声版《大李小李和老李》不带字幕，返乡省亲，对上海土生土长的乡里乡亲不存在观看障碍，只平添亲切的意趣。比较耐人寻味的是2017年底在北京的那场放映，当时，北方观众并没有抱怨“听不懂”，反而觉得方言表演补足了这部电影版图上缺失的一块，尤其是看过普通话版的很多观众，在资料馆的放映后去影评社交网站留言，影迷的长短评和影史专家的意见高度一致：沪语版是真的好。

梳理《大李小李和老李》的三个版本——1962年公映的普通话版、2018年的全新沪语配音版和作为学术资料保存下来的沪语原声版——是件有意思的事，方言对表演的参与和影响，以至对整部影片的塑造，语言在时间中的流变以及这些变化的不可逆和难以复制，这些复杂的命题都在谢晋导演唯一的喜剧电影里有着直观验证。

方言不是噱头，是生活的一部分，塑造着人物

无论是出于影片制作成本还是为了适宜推广，普通话配音的《大李小李和老李》仍然具备一部优秀喜剧的质地，谢晋导演的镜头语言利落，剪辑手法俊俏，他的精确的电影感至今是教科书一般的存在，高级文雅的笑料和剧作更足以让当代的喜剧人汗颜。但也得承认，把工人新村里参差的上海话和苏北话改成字正腔圆的普通话，戏剧情境的生活感和鲜活感变得不那么完整，语言频道的转化让原本生活气息浓郁的表演多了一层说不清道不明的舞台感。

方言不是文艺或喜剧的噱头，它是表演中不能切割的一部分。方言在电影里的渗透，是一种生活的真实。如果贾樟柯让他电影里的山西小镇青年们讲一口大都会青年的标准普通话，那要多尴尬?如果巩俐在《秋菊打官司》里用字正腔圆的普通话反复说着那句“我不服，我就是不服。”谁能信她是一没文化的农妇?《小小得月楼》里的苏州厨子们要是说起普通话，只怕那道苏州名菜“甫里鸡”要变了味。

方言不动声色地塑造着人物，也决定了电影的气息。《股疯》被认为是1990年代上海电影的喜剧代表作，其实电影描述的是一些很伤感的事，倾家荡产，夫妻离心，隔岸观火。但它始终传递谐谑的气氛，苦作乐时乐亦苦，这和剧作细节有关，和演员表演有关，最重要是和方言对白的表现力维系在一起。电影里此起彼伏的上海话、宁波话、绍兴话、苏州话、苏北话和广东话，交织出一股子生活生猛的劲头，自行车从马路穿进步高里的弄堂，小老百姓们挨不到鲜花着锦，还是要烈火烹油地活着。潘虹在《苦恼人的笑》里是那样清高的女神，到了《股疯》，烫起俗气的大波浪，爆出上海话当卖票员，真是爽利生动。

也正是因为方言过分深入地参与了生活，要把它用得妥又贴，很大程度成了时代剧的专利。《大李小李和老李》的原声版和新配音版的对比就特别明显。不能武断地评论新配版“不行”，可是语言是在变化的，逝者如斯，时过境迁，工人新村的语言和语境都过去了，半个世纪的时光成了跨不过沟壑。重新配音，是让今天的上海话去面对50年前的“年代剧”，对比原声，显露了力不从心。这也能部分地解释有些影视剧里的上海话为啥总让观众膈应，从电影《长恨歌》到《罗曼蒂克消亡史》都没幸免，这不是演员能不能说标准上海话的问题，而是方言对白的信服力本身根基出了问题，和戏剧规定的情境、和生活的质地背道而驰，成了不伦不类的“舞台腔”。

就这一点而言，原声版《大李小李和老李》让“老上海”激动，还真不仅是出于情怀。刘侠声、文彬彬、范哈哈这些滑稽前辈们让观众听到，电影里上海话不是拿腔拿调的矫饰，它是生活的，也是这份生活的温度和厚度，增添了电影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