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粤港澳大湾区打造成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典范，不仅有利于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居民”的归属感，还有助于将湾区打造成一个融合融通的国内经济融合体，推动大湾区各产业高质量发展。

近一百年来，粤港澳见证了我国从百废待兴到全面脱贫、发展欣欣向荣。1923年6月12日，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粤港澳见证了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见证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群众运动的开始;1978年，粤港澳见证了改革开放拉开序幕，见证深圳经济特区创造的“深圳速度”;1997年7月1日、1999年12月20日，粤港澳见证了我国政府对香港、澳门恢复行使主权;2019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提出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充满活力的世界级城市群，国际一流湾区。

在此完全可以说，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取得的发展成就更是道路自信的生动实践。按照规划纲要，粤港澳大湾区不仅要建成充满活力的世界级城市群、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内地与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区，还要打造成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典范。近年来，国家不断出台有关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重要文件，可见其在国家发展战略中有着重要的地位。

从粤港澳大湾区的城市功能定位来看，各城市各司其职。广州作为广东省省会，同时发挥重要经济功能与政治功能，广州拥有多所双一流、985、211高校，为粤港澳大湾区储备了许多优秀人才;深圳和珠海地处沿海，分别与香港、澳门为邻居，加上机场、港口、轨道交通较为完善，产业多以知识密集型产业为主，即重点发展高精尖的科技创新产业，这也令两座城市成为当之无愧的创新之城;东莞、佛山、中山等城市与广州、深圳形成科技配套，多以技术密集型产业和人口密集型产业为主，围绕制造、加工等环节发展创新;香港、澳门则是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前，两地旅游业尤其澳门旅游业是产业吸金重点，每年都能够吸引大量游客到访，旅游市场气息十分浓厚。

以此来看，各城市在粤港澳大湾区的组成中“分工明确”，创新、金融、产业、人才、技术、旅游等方面，构成了一个庞大而又相对完整的生态网络，使得产业足以在大湾区中实现国内循环。各城市在聚焦某专业领域时，又在城市发展建设中做到均衡发展，城市之间做到相互沟通和协助，形成较好的协同发展格局。

我们要思考的是，如何不负国家厚望，发挥40年前深圳改革开放那种“敢为天下先”的精气神，将这种敢闯敢干的精神融入到地域范围更大、产业涉足更广、制度存在差异的粤港澳区域中。无论粤港澳大湾区这一国家重大战略提出与否，这块土地都是客观存在的，时代对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视并不是对这一大片土地的垂涎，而是对这片土地上的人、思维和制度的垂青。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应继续发展特色，在保证城市正常发展的前提下，锻造出城市自身的“专业技能”。例如香港和澳门在大湾区的角色扮演中，可以更多地从境外金融、商贸、旅游等多方面寻找突破口，为湾区城市的海外贸易提供发展机会;深圳可以进一步深化创新驱动城市升级的探索，输出优质科技成果，为其他城市的发展提供借鉴经验;东莞则要继续发挥制造业专长，与周边城市相关配合、互相融合发展，进一步提升制造业和服务业能力。其他城市也应进一步发挥自身特色，在整体规划的统领下将各自特色融合成更为强大的发展动力。

未来，随着交通工具的升级，粤港澳大湾区的人员流动将更加频繁，跨市通勤的情况将更为普遍，这也意味着湾区在发展过程中，各城市潜移默化间发生融合。融合也是大湾区发展的关键，各城市在保证自身发展的情况下，上级政府该如何高屋建瓴出台规划、政策，各城市之间该如何沟通、讨论出合作共建协议，出台的政策和协议又由谁来执行、统筹和监督?

总体来看，大湾区中需保持相同或相近的政策。例如商事环境，同一个人或组织在湾区内不同城市开办企业，其政策、方式、流程等应一致或趋同，务必要做到让群众少跑甚至不用跑;或者，在没有公共卫生危机或其它应急管控的前提下，人员可以随意在大湾区内的各城市流动，而不受各地居住证、当地社保医保等政策各异的约束。总之，将粤港澳大湾区打造成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典范，不但有利于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居民”的归属感和荣誉感，而且还有助于将湾区打造成一个融合融通的国内经济融合体，进而推动大湾区各类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