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路清晰、字句铿锵、策略周详。国药集团首席科学家、总工程师杨晓明虽然没有军旅经历，在谈起传染病防治的科技创新时却有一种难掩的将帅之风。

自1980年考入兰州大学医学院以来，杨晓明与传染病周旋42载的人生历程中，遭遇过形形色色的病原体，打过不少“硬仗”，他深知：任何犹疑、疏漏、畏难的情绪都会让传染病有机可乘。

SARS突如其来，他在重症救治最前线;麻疹强化免疫，他部署最大规模疫苗供应;脊灰死灰复燃，他连夜调配扑灭“火苗”;新冠来势汹汹，他以最快速度部署科研攻关，实现对全新病原体的“可诊、可防、可治”。

身为一名共产党员，不给传染病任何机会、守护住人民健康的免疫防线是杨晓明的职业追求;身为一名与传染病持续作战的合格“战斗员”，杨晓明一贯冲锋在前、勇于担当、敢为人先，历练出了敢打硬仗、能打胜仗的品质。

勇于担当，前所未有的新冠疫苗生产车间得以落地

新冠疫苗如何从无到有?表面看来遵循研制、生产、使用的顺序，实践中却并非如此。

作为一名与传染病斗争多年的“老兵”，杨晓明有着丰富的经验，为了能让人民在最短时间内用上有效的新冠疫苗，他果断部署了研制和生产的多线“作战”。

“疫苗研发初期就要考虑到生产。”杨晓明说，疫苗只有在人群中得到规模使用才能“困住”病原体。

实干为民是优秀共产党员的共同“底色”。杨晓明深知：科研要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离不开生产保障。2020年2月初，几乎在新冠疫苗研发攻关的同时，杨晓明就开始了疫苗生产车间的部署。

新冠灭活疫苗的生产需要高生物安全等级车间，这种车间在新冠大流行之前并不存在。建造它要拆除旧车间。“一个疫苗生产车间是价值几十个亿的国有资产，疫情初期，很难预测新冠病毒会不会像SARS一样突然消失，拆除旧车间冒着很大的决策风险。”国药集团中国生物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负责人坦言：当时不敢接任务。

杨晓明与领导班子多次讨论，对生产工艺、车间设计、建设标准等各个方面做了充分研究，最终明确，要生产新冠灭活疫苗旧车间确需拆除。

杨晓明的那句“责任我担着”使得整个团队在第一个高生物安全等级生产车间的建设过程中完全解除后顾之忧，创造了56天完成高生物安全等级车间建设的纪录。

随后，第二个、第三个高生物安全等级车间陆续建成，2021年9月国药集团中国生物的新冠灭活疫苗生产能力达到全球最大的50亿剂/年。

以身试药，传承老一辈科研学者的献身精神

在2020年3月23日的一张照片中，杨晓明正在接受新冠疫苗的注射，他比出了代表胜利的“V”字。彼时，疫苗尚未进入临床试验阶段，还未开展任何人体安全性验证。

这一幕让人倍感亲切而熟悉：60多年前，我国第一代医学病毒学家汤非凡在自己的眼睛里接种沙眼病毒，证明并分离出沙眼病毒;“糖丸爷爷”顾方舟和同事喝下脊髓灰质炎病毒疫苗溶液使得中国顺利研制出自己的脊灰疫苗……

“一百年来，我国生物制品工作者的献身精神不断传承延续。‘以身试药’就是其中的一个精神传承。”杨晓明说。

为让公众对疫苗安全性有信心，他率先注射;为了证明疫苗能够有效激发中和抗体，他在随后的9个月时间里抽血60多次，用于抗体数据监测。

以身试药仅仅是两年多以来杨晓明带领团队献身新冠抗疫一线的短短一幕。作为中国生物新型冠状病毒专项科技攻关团队总指挥，疫情出现以来，几乎每一个假期杨晓明都在工作岗位上度过。疫情最初，杨晓明果断组建诊断试剂团队飞赴武汉，48小时内研制出诊断试剂盒，他在全国首先提出新冠肺炎康复者恢复期特异血浆和特异免疫球蛋白疗法救治危重病人，疗法得到国际认可，成为救治“压舱石”。

科技先行，带领我国疫苗领域创下多个“第一”

“党把我从一个藏族子弟培养成生物科技人才，我从事生物制品事业是为了以身许党、科技报国，是为了服务祖国人民。”

“传染病带来的疫情是不可预测的，应急防控体系、应急研发能力都需要不断‘磨砺’和持续完善。”杨晓明总结每一次“交锋”的经验时表示，科技创新是面对重大责任和任务时能够冲锋在前的力量储备和底气源泉。

在2009年甲型流感病毒流行时，他带领的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流感疫苗研发课题组是获得科技部科研攻关专项的唯一研发创新团队。十多年来，杨晓明持续加强国药集团中国生物的研发投入力度，投入比例达到13%，在全国制药企业中位居前列;他还按照研究所所长待遇率先从世界范围引进知名科学家，充实研发力量。

在杨晓明的带领下，国药集团中国生物在我国疫苗领域创出多个“第一”：乙脑减毒活疫苗作为中国第一家通过世界卫生组织预认证的产品，出口超过10亿人份，成为全球卫生治理的“中国亮点”;研制出全球首个EV71型手足口病灭活疫苗;研制出自己的脊髓灰质炎灭活疫苗;自主研制的全球首创六价轮状病毒疫苗研制进入三期临床……

随着更多疫苗关键技术的突破、疫苗上下游产业链的持续创新，相信以杨晓明为代表的中国疫苗人将研制出越来越多人民用得上、用得起的好疫苗。